從孔子回答言偃的話來看，“大道之行”先于“三代之英”，則“大同”社會當指夏以前的社會形態(tài)，過去因而有“孔子以五帝之世為大同”的說法。這個說法貌似有理，其實又不然，因為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世正是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如果在“五帝之世”和“大同”社會之間劃上等號，則孔子的“大同”說就成了一種歷史倒退的主張。這恐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的原意只在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以消除現(xiàn)實社會中的黑暗現(xiàn)象和不合理的地方這一點上，決無倒退到“五帝之世”的意思。何以見得呢？

　　我們細讀論“大同”這一段文字，便不難看出，孔子所看重的不是傳聞中五帝之世的社會實況，而是包含在實況之中的“大道”——確切地說，他是將五帝之世的某些重大事件都提到理論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并利用它們來揭示人類社會所應普遍遵守的法則。例如，他從堯禪位于舜、舜禪位于禹這兩件事實中提煉出“天下為公”的觀念，指出了社會權力的歸宿（屬于社會的全體成員）；從舜舉“八元”“八愷”一事中提煉出“選賢與能”的觀念，指出了社會管理者產(chǎn)生的途徑。由此可見，“大同”社會是以“五帝之世”的傳聞為依據(jù)，經(jīng)過加工提煉而后構想出來的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式；它源于“五帝之世”，又高于“五帝之世”，二者決不可同日而語。此外，還要看到孔子將這個理想社會定名為“大同”也是有深意的。鄭玄注云：“同，猶和也，平也。”既“和”且“平”，用現(xiàn)代話來說，就是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

　　盡管這個理想社會在小生產(chǎn)的基礎上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但兩千多年以來它一直是許多進步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所向往的目標，例如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等都曾受過它的啟發(fā)。它是我國社會思想史上的一份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