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依此引申，作為學問載體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學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別呢？在筆者看來，亦可大致分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準確明白。把要說的事、要講的理，說準確、講明白，做到條理清楚，邏輯嚴密，語言通暢，讓讀者一看就懂，盡量避免字詞孤僻而難認、句子太長而難讀、語意雜糅而難懂的現象。準確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碼要求。就拿人們常見的新聞報道來說，更應如此。如果一則新聞“五個W”（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準確明白，傳達的信息有誤差，社會反響便會大相徑庭。現在有些論文難讀、難懂，莫非思想太深奧？不一定，往往是表達沒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樸素的，“是真佛只說家常話”。即使是深奧的思想，也可深入淺出，于淺中見深，平中見奇。據統計，《毛澤東選集》四卷只用近3000個常用漢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卻表述得明白易懂。語言的明確源于思想的明確，思想的明確必然要求表達的明確。那種認為文章越難懂，說明越深奧、越有學問的看法是片面的。高爾基說得對：“世界上沒有不能用簡單明了的話語來表達的事物。”（當然，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論著除外）問題在于作者是否有這樣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動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鮮活動感的語言，不僅把事與理說得準確明白，而且繪聲繪色，讓人讀起來有興致，有美感，如沐春風，如飲甘醇。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生動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講究形象思維，善比喻、會用典，還有點浪漫幽默。如李白寫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寫黃河，“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寫得活靈活現，令人過目不忘。《茍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間的辯證關系而常被引用，提醒執政者居安思危，警鐘長鳴。就拿寫作講，喬夢符提出“鳳頭、豬肚、豹尾”六字，謝榛主張“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余”，因比喻貼切，形象生動，而成為經典之論。民歌、民謠、民諺，之所以家喻戶曉，人們喜聞樂見，關鍵在其生動形象，活潑風趣。如漢樂府民歌《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一連五個比喻，形象地表達了“我”對愛情的忠貞執著，海誓山盟，動人心弦。

　　第三境界，簡潔凝練。用較少的文字說明較多的內容，用較短的篇幅講清較復雜的事理，論題集中，不蔓不枝，篇無閑句，句無閑字，干凈利索，像金剛石，體積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亞說：簡潔的語言是智慧的靈魂，冗長的語言則是膚淺的藻飾。恩格斯指出：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了解，就能牢牢記住，而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

　　中國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訓，追求簡潔凝練是歷代文章名家的傳統，“意則期多，字惟求少”，不煩冗，無疏漏，“文簡而意周”。歐陽修名作《醉翁亭記》，開篇一句“環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廣為流傳的《古文觀止》，收文222篇，無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興波瀾的凝練之作。在王充看來，“文貴約而旨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梁啟超認為：“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貴在“簡潔”。魯迅主張文章“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黃宗象將其書房取名“惜字齋”，追求的就是簡潔凝練。

　　有人視簡潔凝練為一種風格，其實更是一種功力。倘若沒有較高的思想水平和較強的文字能力，就很難做到提綱挈領，高度概括，避免蕪雜，一語破的。魯迅晚年的雜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僅幾百字，卻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回味無窮，正是源自他文學家兼思想家的底氣。成語、格言、警句是濃縮的精華，是簡潔凝練的極品，若無深刻的識見，非經千淘萬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價值主要取決于思想，不在于字數。巨著并非皆長篇。《論語》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過5000言。顯然，它們成為傳世經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傳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長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當今信息化時代對短文的期待更迫切，無論是大事情還是大道理，都應寫得短些、實些、精些，用最簡潔的語言表述最精彩的內容。當然，那些題材重大、內容豐富的文章，該長還得長。但是，即使是非長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應切記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時間、才力和勞動浪費在空洞、多余的語言上。”